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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态势战略

归档日期:06-19       文本归类:亚旅联盟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2012年1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2012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根据该法案346条款的要求,五角大楼要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力量态势和部署计划的报告。一个星期后,也就是2012年1月5日,总统在国防部公布了一个新的战略指导性文件,直接指导美国在亚太地区军队和国家安全“再平衡”建设的跨政府的行动。这份指导文件及2013财年国防预算案,只是力量态势“再平衡”战略的一个开始。3月份,国防部要求国际和战略研究中心负责这项研究,在法案公布180天之后,即2012年6月底提交一份研究报告。

  具体而言,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力量态势与美军在该地区现有的部署和活动相联系,与调整此类部署的已经发布的计划相联系。这些调整计划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个日本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的替代计划,一是为将海军陆战队员从冲绳转移至关岛的军事建设预算计划。这些计划可能会困扰国防部,国防部希望尽快落实这些计划,但国会在看到包括费用和长期计划在内的更多具体内容之前不愿意批准实施。本报告意在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打破僵局的建议。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远远超出了军事建设项目的范畴。本报告重点探讨的是,如何调整美国的力量态势,以更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美国目前的力量态势重点在东北亚,以日本和韩国为基点,主要威慑并应对朝鲜半岛、日本外海以及台湾海峡可能出现的重大冲突。不过正像中国近些年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岛链兵力活动情况所展示的那样,南亚和西南亚的危险正在快速增加。为了确保成功,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必须要在这些地区投入更多,同时与东北亚地区的主要盟友合作,强化区域的威慑能力,应对正在上升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

  该项目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国防部还没有充分阐述它的力量姿态规划背后的战略,与当前预算环境下现实资源相对应的战略不一致。国防部需要根据亚太地区的新安全挑战解释力量态势调整的目标。过去,力量态势决策是通过相关的计划来落实的,其中包括战胜潜在敌人的能力需求。然而美国在亚洲的优先度最高的战略并不是准备一场与中国的冲突,而是塑造某种环境,让冲突变得没有必要,也是不能想象的。因此,美国塑造期望的环境并维持之就成为了“再平衡”战略的关键。这需要一种能够促使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采取包括为伙伴建设能力行动的力量态势,帮助伙伴面对并解决内部和外部的脆弱性;就共同挑战(如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救助)开展合作;开展联合和多国训练,提高互用性,在危机中实施更有效的联盟行动。因此,赢得和平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的第一目标,该报告第一项建议也是强调国防部提高塑造环境和履行承诺的能力。

   在太平洋司令部和国防部各部分间更好地安排接触战略,包括提高太平洋司令部同其它部门司令部间、太平洋司令部同军种力量提供者、太平洋司令部和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以及关键的机构间参与者(比如说国务院)之间的协调合作水平。

  美国塑造安全环境的能力将取决于调整力量应对该地区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的持久努力。国防部和国会之间目前的僵局说明,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影响力并不是免费得来的。与此同时,国防部一些力量态势调整方案的范围和成本都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国会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关注,这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1.确保分散分层部署计划的实施采用增量式的、优先的、经济上可承受的方式,并有可逆转的里程碑事件,每年定期向国会报告。

  2.就近期而言,关岛地区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CNMI Commonwealth of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的建设工程是优先度更高的项目,即使从冲绳移向关岛的海军陆战队员数量少了不少也是如此。

  3.继续推进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的替代计划,同时继续研究降低风险的可选择的行动方案。

  1.跟踪相关计划进展,通过验证计划的行动和指挥控制安排(包括双方根据变化达成的支援和被支援关系调整的协议),根据威胁和环境的重大变化来调整作战指挥移交进程和联盟部队指挥方案。

  2.研究以训练战备水平高的机械化步兵旅、战斗炮兵旅和航空旅(包括以前辙走的中队)轮换部署的方式来取代美国现有驻韩地面部队的可行性,包括长期前沿部署第8集团军第2步兵师和第210炮兵旅总部。要针对战备水平、总体费用以及战略影响力等重要因素进行评估。

  美国与盟国和伙伴塑造环境的能力,将取决于这些盟国和伙伴、潜在对手对美国在冲突事件中能力是否占上风的认知。美国的力量态势必须要展现战斗和打赢的能力和规模,必须要在更具体挑战性的环境下进行验证,重点强调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行动面临的其它威胁。项目团队认识到投资关键领域将加强军事行动领域的所有力量态势选项。第4项建议强调的需求是:

  1.在关岛再部署1艘或者更多的攻击型核潜艇,以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获得关键优势。

  2.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再部署一支两栖戒备大队,以弥补该地区海军陆战队存在的运输和机动能力方面的短板。

  近期的投资重点应该是,为关岛地区和嘉手纳空军基地提供防御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和“爱国者-3”系统,提供已部署部队的生存能力;分散机场配置并提高跑道维修能力;分散部署空中加油机(而不是增加预算加固关岛上的相关设施);建造和升级关岛上的燃油管道。

  这份报告建议保持现有的力量态势水平,同时就上述投资和调整项目适度增加投资。削弱地区各国对美国承诺的信心、对美国实践决定和保护和平的信心的最快方式是,调整态势,从西太平洋地区撤出力量,置重点于美军的生存力,并削减与前沿存在相关的年度预算。也就是说,国防部和国会都需要认识到,以后可能需另外的防务预算调整计划。这份报告最后提出的建议是:

   研究可行的力量态势和基地化调整方案,包括中队合并(三泽,群山)和驻韩美军的调整,不再追求与美国大陆的建制形式相一致。

  总体而言,国防部有理由做好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态势调整工作。我们需要太平洋司令部持续不断把重点放在接触上,这种接触是一体化的,并受到不断增加的预算支持,确保不管未来力量态势如何变化,关键的、有价值的行动都能持续进行下去。这种增量型的许可应该和明晰的里程碑报告需求相联系,确保国防部可以开始实施,并认识到扩大接触、发展新的伙伴、建设更强大联盟的好处。

  2011年6月,国防部长在新加坡宣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态势将寻求一种“地理上分散、行动上灵活以及政治上可持续的”状态,重点发展空中优势和机动能力、远程打击、核威胁、海上介入、太空和网络空间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2012年,国防部发布了一份新的国防战略指南,指出美军将调整亚太地区的力量态势,“强调我们现有的联盟,并扩展与亚太地区新兴伙伴的合作网络,确保维护共同利益的集体努力和能力。”总统的2013财年预算申请案列出了执行这项战略指南的几大步骤,但大部分行动都将在未来的国防部计划和预算中出现。未来美国在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内的力量态势的特征、组成和位置等要素,将持续变化,以反应战略指南的要求,反应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重点的发展变化。

  2013财年预算申请案中的决定,整合美国与日本、韩国及其它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协议中的相关决定,为力量态势的“再平衡”提供了几个可以操作的建设模块。这些建设模块包括:

   有选择性将海军陆战队部队从冲绳移走,组成4个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分别进驻冲绳、关岛、夏威夷和澳大利亚;将移至关岛的海军陆战队员的数量从8000人减少至4700人,将海军陆战队驻冲绳人数的数量减少至“持久自由”行动之前的一半。

   将一支航母舰载机联队从厚木(Atsuki)基地移驻到岩国(Iwakuni)基地。

   根据2010年7月美韩两国达成的美韩战略联盟2015协议,将美军从首尔转移至平泽市附近的美国陆军基地以及向韩国军队移交作战指挥权。

   与菲律宾共和国完成另外的介入和防务合作安排,并与越南及其它国家开展类似的谈判。

  这些新的力量态势要素已经引起了美国国会小组委员会及成员办公室的高度关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关键的问题。尽管经过修订的日美关于冲绳和关岛的协议被认为比原来将海军陆战队移驻和普天间设施替代计划挂钩的防务政策更易于执行,但国会仍然对总体的费用和进度表示怀疑,原因在于早期关于关岛基础设施和经济援助需求的评估并不精确。因为地理上分散的部队有许多新的变化,关于费用和可操作性的计算也可能推迟,从而导致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些变数包括:更多政府(及政府及机构)加入决策(如澳大利亚、关岛以及夏威夷);另外补充性的环境影响报告书(SEIS supplemental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s)以有更大地区区域内运输和后勤的新需求出现。此外,随着角色和任务的功能性分散逐步将重点转移至塑造和保证(reassurance)活动上,随着国防部过去十年中向可调整性规划的转变,为更大规模的突发性行动做准备,在确保军事建设和力量态势的预算需求上作为参照标准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小。最后,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在关于针对中国的战略上缺乏一致。部分原因在于这一战略仍然处于变化之中,部分原因在于地区的敏感性限制了国防部描述这一战略的能力,也在于国会本身重点不是与预算相关决策的战略框架。

  根据201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第346条,国会要求国防部就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内的力量态势做一次独立评估,要包括以下内容:

  国防部选择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实施这项评估,该报告是一系列评估产品之一,另外还有一系列支持性事实和引用的附件(保密)。该报告中包括的发现、结论和建议反映了项目团队的观点,并不代官方观点或者美国政府立场。

  第一部分:对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进行了评估;描述了新兴的力量态势需求;评估了美国的优势、限制、风险和需要进一步投入的领域,这有助于使力量态势规划科学地进行。

  第二部分:评估地区环境,评估主要盟国、伙伴和行为体,依据包括:(1)美国的利益和目标;(2)特别伙伴的战略利益和目标;(3)特别伙伴的防务战略和计划;(4)美国对前沿态势的观点、接触和介入的观点;(5)政治风险。

  第三部分:描述和评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力量态势的选项,包括了一系列潜在力量态势变化:

   选项1:截止2012年6月美军在该地区力量配置的情况,不包括已经公布但尚未执行的计划。选项1的评估描述了现有力量态势的缺点和风险,根据该地区的战略性变化,来验证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它也为评估其它选项设定了一个基线(以及其它选项评估应对风险的程度),为评估不同选项间的费用差别设定了标准(因为其它选项可能增加、减少或者保持现有费用稳定)。

  以国防部已经发布的协议和美军在亚太地区调整的相关计划为基础。它反映了目前太平洋司令部力量态势的调整变化情况。在其关于选项2的评估中,项目团队评估了那些计划好的改变措施。项目团队还采取“远足”的形式来研究实现当前计划的力量态势目标的替代性方案,依据是政治或者行动上的障碍(例如普天间基础设施替代计划,以及韩国“旅行正常化”可能带来的政治变化)。

  以地区资源和能力需求的提高为基础,提出了未来的力量态势。它描述了能够显著改善行动(在地区面临吸收和预算限制的情况下)的能力设置。能力设置包括了能力逐步增强的空中、海上和地面部队,越来越强的运输和后勤以及不断加强与地区伙伴接触活动的能力(如训练、演练和装备)。

  提出了一个以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内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部队能力和资源大幅削减为基础的未来力量态势,其中并不反映海军部队的削减。它评估了削减美国在亚太地区力量的后果。在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内调走部队的理由可以有两种,一是将部队调回美国本土,以提高适应性应对新的全球需要,二是仅仅因为预算原因,因美国防务支出减少而削减军力。

  我们用过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有关防务政策选择的研究中设立的标准来进行这样的评估。这些标准大部分和过去国防部自身的标准是一致的,不过提供了更多准确的分析子标准(更多细节见第三部分)。这些标准是:

   地缘战略安全/政治军事:该选项多大程度上能够改进与亚洲盟国及伙伴的关系,多大程度上能够劝阻潜在敌手,塑造其战略行为。

   作战/力量态势和管理:该选项多大程度上能够提供必要的军事能力,来维持和平、贸易、美国影响力以及全球安全承诺,以取信、劝阻、威慑或者击败潜在的敌手。

   可执行性标准:该选项灵活的程度,可以在所需要的时间内执行和维持的程度。

  本报告并不谈与太空或者网络空间相关的风险。所有的被采访者都表示,网络空间和太空是亚太地区战略面临的重大问题;许多受采访者呼吁增加太平洋司令在网络空间和太空方面的预算。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空间攻击是一个重大的威胁,来自朝鲜的网络空间攻击也在不断发展。美国及其伙伴间通信和数据链的中断将影响到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行动的能力。不过,项目小组认为,尽管太空和网络空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必须要获得优势的两大领域,但就力量态势目标而言,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第四部分将以美国的利益和从评估的四大选项中获得的教训,提出项目研究发现的结果和相关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了国防部和国会需要考虑的在当今不断发展变化的地缘政治和资源日益紧张的环境中执行力量态势配置计划的具体步骤。

  总体而言,本报告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态势进行快速的评估,观点是新颖的,范围是全面的,以实际行动为基础,在预测地区未来变化时非常灵活。如果该地区的发展朝着支持美国及其全球利益的积极方向发展,本报告提出的态势改进和行动方案将仅仅用来实践那些所需资源的承诺。如果地区朝着更加消极的方向发展,态势建议则为美国必要和适当的反应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美国与亚太地区打交道开始于1784年,当时从纽约港出发的“中国皇后”号满载着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人参出口中国,并从广州带来茶叶和瓷器。今天美国10个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中,有6个在亚洲;美国的出口商品中,有60%销往亚太地区。同时,亚太地区有全球8个公开有核国家中的5个(全世界一共有8个);世界前6大防务预算国中的3个;世界规模前6大的军队(美国、中国、越南、朝鲜、韩国以及印度);自冷战时代起一直存在的2大冲突区域(如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持续紧张;从日本北部领土一直延到东海、南中国海以及南亚的领土争端。近4个世纪以来,亚洲就一直是西方影响力的目标,而现在亚洲发生的一切正在定义世界作为整体的安全和繁荣秩序。 美国公众理解这些趋势。在2011年前的所有民意测验中,美国人都把欧洲视为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地区。 而此后,美国民众则开始把亚洲视为对美国利益最重要的地区。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围绕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来定义:保护美国人民,扩大贸易和经济机会,并支持普世的民主价值观。自从19世纪末英国海上力量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下降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基本的地缘战略目标是:维持一种力量平衡,防止任何地区内霸权的崛起,以通过阻止美国介入或者夺取海域优势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今天在亚洲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日益强大、影响力和区域一统的“欲望”。这不是一个让美国本身采取冷战时期采取的遏制战略,或者采用类似于英国在19世纪末应对美国力量崛起的“共治”战略的问题。未来15到20年的某个时候,中国的国防开支有望与美国并驾齐驱。从这些预算水平来看,再加上其积极追求的领土要求和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如在东海、菲律宾、南中国海等海域),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构成重大的军事威胁。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已经建立了广泛的经济依存关系,中国领导人面对国内压力一直拒绝公然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尽管其也面对着严峻的国内问题。事实上,美国在中国的持续发展上有经济和战略上的利害关系,特别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逆转对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将意味着更为显著的风险。

  这种相互依存和竞争的复杂关系,导致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都对北京采取保证和劝阻相结合的战略:扩大合作,并鼓励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国家,同时对中国长期意图的不确定性保持高度警惕。保证和劝阻之间的临界点并不明确。中国对美国或盟国的弱点的看法,将激发中国人出现更大的“野心”,而且认为美国试图遏制或削弱中国风险的认识,会对北京对面对普遍良好外部安全环境的判断形成破坏作用。

  鼓励中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的战略,由于该地区出现的诸多安全挑战而进一步复杂化。朝鲜仍然是美国在该地区最紧迫的军事威胁。朝鲜持续入侵南方的能力可能已经弱化,但平壤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计划以及金正恩政权的不稳定性,正迫使美国和韩国考虑应对突发事件,包括朝鲜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作战想定及横向扩散、相关的挑衅行动(就像“天安”号军舰事件和埏平岛炮击事件那样)、政权崩溃或者不稳定。华盛顿和北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将构成了美中关系的战略竞争关系的主要因素。此外,亚太地区也很容易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像2004年12月的亚洲大海啸和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一样。此类特大灾害,促成的不仅是一次次必需的人道主义行动,还有提高对竞争的大国的战略影响力的机会,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事件影响到某些国家国内政治的合法性及稳定性。尽管过去10年里,东南亚针对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和阿布沙耶夫集团(the Abu Sayyaf Group)的行动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势力仍然是对美国本土很大的威胁。最后,亚洲领先的经济仍然高度依赖海洋、网络空间和太空等公共领域,但这些国家在技术上也越来越成功,如果他们成为敌手,将很容易威胁或者破坏这些领域。所有这些挑战(包括来自朝鲜)都有可能促进地区的安全合作,可能激化敌对状态和冲突。

  美国已经习惯利用包括外交、信息、军事、经济在内的全套手段和力量推进国家利益,塑造亚太地区的战略环境。尽管和其它国家的影响力(如中国)相比较,美国整体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相对下降,但未来几十年,美国将仍然保有对潜在对手的优势。外交上,美国将受益于中国的周边主要海洋国家(特别是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及印度)的愿望。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他们都希望通过密切的合作,亚太地区能够保持有利于他们的战略平衡局面。尽管美国有时努力实施战略信息宣传活动,但随着亚洲社会继续拒绝独裁,并接受民主法治的普遍准则,美国价值观的力量日益强大。

  经济上,美国制造业的出口有望增加,能源的投入将保持低位,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和韩美自由贸易协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这样的贸易协议,可以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跨太平洋贸易架构,有利于美国在地区保持进入权和影响力。美国任何针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必须整合所有国家力量手段,而不是过分依赖军事能力。不过,美国的军事力量已经是该地区和平、繁荣和战略影响的重要保障,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仍然如此。

  一个多世纪以来,地理和战略导致美国依靠前沿部署部队投射力量,以维持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这种依赖一直是海洋大国追求的目标,也是自决原则公认的基础。例如美国海军部提出的夺取琉球群岛或者台湾作为煤站的建议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的总统和国会被否决,成功避免了欧洲风格帝国的出现。20世纪上半叶,美国依靠菲律宾和关岛实现前沿军事存在,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兵力是空虚的。珍珠港事件后的头几个月这两个依靠都丢掉了,迫使美军不得不打一场场血腥的岛屿争夺战,横跨太平洋打败日本。战争结束后,美国不太确定在亚太地区何处保持其军力存在。1950年1月,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宣布将在日本和韩国之间绘制针对的防线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为应对来自北方的突然袭击,抵抗侵略和恢复边界线多人丧生。

  越南战争标志着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存在的高水平,但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美军离开了越南、泰国、台湾以及菲律宾,削减了他们在关岛的存在。后冷战时代,美军合并了在日本、韩国、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的重要军事设施以及在新加坡的后勤支援设施。几十年来,这支部队的规模和组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国的支持,受限于主要安全承诺确定的需求,如韩国的防卫和对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出反应的承诺。20世纪90年代国防部的规划设想是为更广泛的地区交战的资产将来自于整体能力。

  近年来在该地区的安全要求也越来越功能化,地理上越来越分散,这些需求包括威慑和击败东北亚地区的侵略,同时在东南亚地区塑造安全的海洋环境,中国在这里的力量和野心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对军力存在的需求是一样的,东北亚地区需要能够可靠地威胁和击败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不断增强的潜在敌手的军力;而东南亚地区则需要可以持续实施和平接触行动的军力,这些行动包括低强度的任务,如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害救助,有助于建议伙伴关系,提升透明度,增强相互信任。虽然从亚洲的西南海岸延续到东北海岸,任务需求的强度由低到高逐渐增加,但它们都同一个长期的目标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积极“塑造”中国的战略决策。

  2012年1月发布的《国防部战略指导》提出美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中的力量态势规划。未来国防部必须要调整美军力量态势应对多种任务需求,提高保证、劝阻、威慑和打败侵略的能力。保证/劝阻的目标在通过塑造盟友、伙伴和潜在敌手的决策来追求战略性结果的计划中非常突出。威慑/击败的目标在美国及其盟国军队志在打赢其它敌手而进行危机规划、反应和突发事件能力发展中非常突出。

   保证美国的安全承诺,鼓励在对他们的利益形成挑战的问题上团结应对,鼓励在危机中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

   通过展示与盟国和伙伴之间的团结,劝阻中国使用胁迫的手段或者朝鲜的侵略。

   帮助弱国提升安全和自我防卫能力,使他们既不会成为胁迫或扩张的目标,也不会成为暴力极端分子的避风港。

   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建立信任,共同应对挑战(如反扩散和反恐)。

  前沿部署、持久接触的美军部队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更有效的威慑和更好的突发事件反应:

   为美国盟友和伙伴塑造需求、原则、战术、技术和程序,以形成竞争力更强的同盟,应对多种突发事件。(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在更高频谱强度的冲突中,并与其他盟友和伙伴在较低频谱强度的冲突中开展合作)。

   让这些盟友和伙伴间实现网络化,推动实现更有效的同盟(如果美日澳和美日韩合作)。

   熟悉目前的安全环境,与其他盟国和伙伴力量加强联合,提高操作互用水平。

   增强个别国家(以及横跨印度洋——太平洋沿岸海域)的整体海域感知水平,确保在与敌手相关的冲突中第一和第二岛链的完整性。

   通过识别和发展介入、预置、越顶飞行及其它需求,分散可能的目标,并提供冗余,来使潜在敌手的军事规划复杂化。

   识别规划者们所谓的避免和降低危机的“坡度”理论,必要的时候可通过军队与军队的直接和间接接触来实现。

  塑造行动和突发事件准备间有着明确的联系。由于中国军事能力的快速提升,与这个国家冲突的后果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应该最大程度地避免之,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因此在冲突发生前实现保证和劝阻的有效结合,维持一种相对的平衡非常关键。与此同时,美国与其盟国和伙伴实现上述和平目标的能力将有赖于认知,即中国、美国盟友和伙伴对于美国在冲突发生时获胜能力的认知。美国的力量态势必须要展示一种战斗和打赢的准备水平和能力,即使面对更具挑战性与反介入/区域拒止相关的环境,面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行动的其它威胁,也要有能力应对之。展示这种能力并不是自动完成的,大幅降低亚太地区各国对美国承诺的信心,削减美国在塑造决策和维护和平方面的能力的一种方式就是,采用一种从西太平洋撤出力量的态势,重点仅仅放在美军力量的生存力上,仅仅放在削减前沿存在的年度费用上。前沿存在和接触,不只是有助于塑造环境和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设定步骤,他们对降低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是不可或缺的。

  项目团队认识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限制、风险和投资领域,这应该推动力量态势规划进一步前行。

  优势——这些因素在考虑美国在该地区力量态势的传统和新兴安排、关系和能力好处时非常有用,例如:

   美国在日本的传统基地化安排(特别是在冲绳),其重点在于实现针对东北亚地区的威慑任务和东南亚海域的塑造任务的完全结合。这些力量的配置也可能用来在更高强度的作战想定中与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进行战术性的战斗,比如说涉及到打击战略运输或者加强穿越太平洋的行动。

   美国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正处于历史高位(尤其是在民众舆论和政府支持方面);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共和国都在扩大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和访问安排;与印度的防务合作也在发展之中,不过并非体现在介入或者存在方面。所有这些部分原因都是对最近中国野心的一种回应。

   当事国的支持(HNS Host nation support)(日本2012年提供了23.7亿美元,韩国2012年提供了7.65亿美元)使得前沿基地化具备了成本效益,使力量态势的提供成为可能,如果这些力量返回美国本土将是不可供的。

   美国盟友和伙伴中的双边合作正在发展,特别是美日澳以及美日韩关系,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

   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力量都希望通过与美国同行更加紧密的接触来提高其自身能力。这一点在美国驻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海军陆战队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些国家的地面部队希望有更强的远征和两栖能力,但对于整个地区的空中、海上和地面力量也是如此。

   尽管美国国内正在削减国防预算,但“伊拉克自由”行动和“持久自由/新黎明”行动之后的平衡努力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陆军得以将更多的力量由本土地区转移至亚太地区;海军可以向该地区部署最现代化的战舰;海军陆战队可以重新启动单位部署计划;空军可以根据需要部署更多战略性和战术性平台。

   尽管来自反介入/区域拒止方面的挑战越来越大,但美国在发展水下战、导弹防御、网络空间以及复杂的联合特遣部队和联盟作战方面的能力上的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此外,美国的军事能力还有一些重大的决定性的提高,而没有反映到该地区的资产的数量上来。举例来说,F-35联合打击战斗机的作战能力要远远超过目前部署的第四代战斗机,同样,P-8飞机和P-3型机相比,“圣安东尼奥”级大甲板两栖舰(LPD-17)和老旧的LPD-6相比,都有绝对性的代差。

   只要美军部队可以通过持续的轮换部署来进行这样的接触,不管接触的地方是在该地区的其它地方还是美国,东南亚地区和南亚濒海海域的大部分地区的安全合作并不一定需要大规模的持久存在。

   美国各州和地区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深入到太平洋北部和中部地区,给美国在日本、韩国和其他地方的存在提供有力的支撑。从亚洲濒海地区飞行至夏威夷和阿拉斯加需要约8个小时的时间,飞行至关岛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

  限制——这些因素在考虑美国在该地区力量态势的传统和新兴安排、关系和能力好处时非常有用。例如:

   美国仍然面临着“距离的限制(tyranny of distance)”(例如新加坡和朝鲜半岛分别距离圣迭戈8900英里和6050英里),消耗了大量的燃油、时间和行动预算资源。

   传统上美国力量态势的重心在东北亚地区。除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外,很少有盟友或者伙伴可以为美军的长期驻扎提供当事国支援。即使这几个较强大的盟友在进一步提供当事国支援方面也面临着严峻的预算限制。和美国一样,这些自由民主权政权也面临着来自地方政府和社团的挑战。地方的考虑并没有转换成撤离美军部队的广泛的国家运动,但是他们却限制这些国家调整军事基地和力量部署态势的努力。人类和城市的聚集也限制了训练机会,使驻日和驻韩美军的战备水平受到限制。美军部队的分散配置,如将第三陆战队远征军分散部署的计划,增加了利益相关者的数量,是一个必须要做的决定。

   尽管大部分盟友和伙伴都希望美国加强军事存在,但没有哪个国家希望被迫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做出选择。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许多国家仍然存在对殖民主义、军事基地和驻军的历史性反感,即使那些希望加强与美国安全接触的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要让北京的领导人看到,美国的目标并非遏制一个敌对性的中国,而是塑造一种和平的环境。这也是一种挑战,特别是美国安全态势和伙伴关系在地理上的表现,给了中国关于美国实施遏制战略的消极的信息。(尽管美国大部分的接触安排都是对中国表现出来的姿态的一种可能反应。)

   根据《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美国国防部将在未来10年削减预算4870亿美元,某种程度上其对外的效应已经被国防部宣布的在亚太地区实施“再平衡”战略的政策所抵消。目前我们了解的细节还不足以完全确定“再平衡”是否通过削减其它责任区的存在,大幅增加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内的存在来实现。

  风险——这些因素在考虑多种外部因素(从潜在敌手的能力和意图到削减美国的规划和资源)是如何增加美军在该地区的风险时非常有用。例如:

   随着数量、射程和精度的提高,弹道导弹对美军基地(特别是在日本和韩国的那些基地)的威胁越来越大;像中国东风-21D这样的导弹将给航母作战带来巨大威胁,进一步增加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面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

   中国正在寻求利用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等多种手段,在和平时期实现反遏制,在危机实现反干预。日本和澳大利亚可能是最不容易受到中国威吓的,但是任何盟友和伙伴的背叛可能消解劝阻战略的成果,也可能破坏作战规划的成效。在没有危机或者突发事件行动的情况下,美国向一个伙伴国家提出关于进入、基地或者已部署力量战略灵活性的要求,有可能会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甚至是拒绝,这也会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塑造战略产生消极影响。

   尽管朝鲜持续入侵韩国的能力有所减少,但这个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从水平扩散(转移到分子或者第三国手中)的角度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威胁,而且这将鼓励平壤当局实施更大胆的军事挑衅。朝鲜政权的稳定性仍然令人担忧,虽然我们很难从这个国家以外获得相关准确的信息来进行评估。

   放弃同时打赢两场近实时主要战争的力量态势规划,可能会压缩美军力量的有效性。这意味着如果同时发生危机,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将同太平洋司令部争抢执行相关计划所需的资源。

   美国在防务支出、预算“扣押”及力量态势方面的决策都有可能削弱各界对美国维持现有力量存在、实践安全承诺的能力的信心,增加盟友采取避险行为或者潜在敌手采取威吓行为的机会。

  进一步投资的领域——部署为所有类型突发事件做准备的美国前沿部署部队可以受益于另外的硬件和训练资源投入,例如提升战略运输能力,弥补装备短缺,帮助盟友发展军力,全方位改善美国在地区的能力等。例如:

   美军部队在亚太地区相关的后勤和运输方面已经面临很多限制。目前日本的佐世保已经部署有一个两栖戒备大队,能够搭载地区内的一部分海军陆战队从海上实施机动作战,这里还有数量充足的高速船运送地区内剩下的部队(在和平时期),但是高速船不能在高威胁环境中进行作战机动。这意味着一个海军陆战队潜在的运送需求无法满足。目前的空运似乎更好用,而且和平时期显得运力十足,但是在高威胁环境中就不会如此了。地理上分散的力量将进一步增加运输、燃油、弹药和其它支援方面的后勤挑战。

   目前前沿部署的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在一次长时间的战术战斗中弹药将显得非常关键,尤其是在缺乏来自关岛、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的补给的情况下。(注:美国海军陆战队是实施前沿补给的,可以持续战斗60天,尽管补给并不包括克敌制胜所需的所有类型的关键弹药,如精确制导武器。)前沿部署的部队没有储备像猎雷舰这样的舰艇以及机动作战旅所需的装备,这些装备都存储在美国本土,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可能通过海洋进行部署。

   太平洋司令部预置的装备应该进行调整以支持多样化任务的需要,不管是海上的还是岸上,或者是仓库里都需要进行增补,美国在“持久自由”行动和“伊拉克自由/新黎明”行动已经消耗大量的补给。

   美国的前沿部署力量和盟国力量都将受益于另外的导弹防御能力和战场恢复能力。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攻击型潜艇的规模和作战范围越来越大,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潜艇舰队正面临不平衡的问题。随着美国国防部准备让核攻击潜艇以2艘退役1艘服役的速度进行更新换代,这种不平衡将在21世纪20年代中期加速发展。

   盟国军队在亚太地区有着非常出色的能力(例如日本的反潜战和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以及韩国的地面作战能力),但有限的国家预算往往用于国内项目上,更多即时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如指挥控制、维持和海域感知等方面)。

   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在联合作战能力的方面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比如说,最近日本和韩国已经同意签署采购和跨军种协议以及军事信息保密协议,这将进一步拓展美日韩演习方面的合作空间。

   太平洋司令部需要更多的设施和分散的空间,用于机场和港口建设。机场和港口可以提供西太平洋地区的冗余和分散节点,但介入安排仍然非常少,即使是像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的主要盟友间仍是如此。

   美军各军种中拥有外国领域专长的人员缺乏资源和激励,不能够充分地利用非政府、私营部分的、美国国际开发机构和亚太地区其它的专长;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内防务合作办公室、国防部亚太安全中心(设在火奴鲁鲁)人员规模也不够,欧洲相应的人员也偏少。

   美国可以利用更多可靠的机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军队与军队的对话,加强危机管理,提高透明度,避免海上、网络空间以及外太空的事故发生。

  下一部分将阐述地区安全动态,阐述美国及其关键盟友、伙伴、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解释他们的一些优势、限制、风险和进一步值得投资的区域。第二部分关于美军力量态势环境的讨论,将为第三部分的力量态势选项的评估,第四部分的发现和建议打好基础。

  这一部分评估了亚太地区内战略性的动态变化,依据以下因素研究主要的盟友、伙伴和行为体:(1)美国的利益和目标;(2)特别伙伴的战略利益和目标;(3)特别伙伴的防务战略和计划;(4)美国前沿态势的观点和对接触和进入的观点;(5)政治风险。这一分析以本中心专家过去的研究成果以及与利益相关者、高级官员以及在亚太地区行动的军事人员的大量采访为基础。第二部分为评估第三部分提出的力量态势选项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为第四部分的发现和建议提供了有利的信息。

  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进入和影响力的关键。尽管最近出现了经济困难和政治变化,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从总量上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它一些主要国际机构的第二大经费提供者;美军在海外的第二大驻扎地;仍然是美国“持同样理念(like-minded)”的盟友,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和全球打造一个开放式、包容式的国家网络,推进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1960年,美日签署双边合作和安保条令,确立了美国对日本防务的安全承诺,同时日本提供基地,为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打下战略基础。自那时起,美日同盟就一直是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尽管今日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冷战已经结束了,日本政治也实现了由自民党(LDP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政府向现有的日本(DPJ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政府的长远过渡,中国崛起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这种战略合作的利益仍然稳固存在。日本国内的公众民意测验显示,广泛支持美日同盟,支持与朝鲜的对抗计划,以及对中国有着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和怀疑。不过也有一些民意调查显示,部分日本民众仍然对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很不舒服,尽管总体对同盟本身采取实用主义的支持态度。

  日本不断发展变化的安全战略在2010年国防计划指南中得到了阐述:重点加强美日同盟合作;扩大与其它海上强国(如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合作;威慑朝鲜;通过“动态防卫(dynamic defense)”的概念来维护日本的海洋主权,提高日军在冲绳附近南部诸岛实施远征作战的能力。日本的战略家们特别强调,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越来越频繁地跨出第一、二岛链活动,最远达冲之鸟礁(Okinotorishima),日本应该强调第一岛链的防御,而且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JSDF Japanese Defense Ministry and Self Defense Force)非常渴望与美国就新兴的“空海一体战”概念进行更深入的对线年以来,日本防卫支出一直保持在其国民生产总值约1%的水平,这些有效资源优先用于发展与美军在强化威慑能力所需的联合性和互用性上。日本采购“宙斯盾”和“爱国者-3”反导系统正在创造两军在导弹防御作战和实践的联合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采购F-35联合打击战斗机的决定将进一步提高其与美国空军的联合作战水平。日本除了最新建造的16DDH“日向(Hyuga)”级驱逐舰外,还将采购1艘新的22DDH“直升机驱逐舰”,这些舰船将在天宁岛开展两栖作战的联合训练,将会提高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合作水平。日本在集体防卫上的禁令仍然是美日两国更有效双边计划和合作的一大障碍,不过其国家政治正朝着以渐进的方式放松这样的限制的方向上走。不断增强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战略和条令层级的防务合作,将有助于鼓励日本继续在采购决策和防务政策决策上朝着正确的方式前进,更好地保卫日本的安全,在防务开支不大幅增长的情况下为地区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影响结果的能力受到目前驻日美军规划和战略能力的限制。

  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力量态势谈判重点是调整美军驻冲绳部队,这里的驻军占到了驻日美军总数和75%。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有争议的设施,因为“侵犯”使邻近的宜野湾(Ginowan)成为了一个人口非常密集的区域。1996年12月2日,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批准了一项转移冲绳地区约21%美国设施和区域的计划,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就包括在内。尽管在将较少争议和陆地和设施归还日本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直到2006年,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才批准了重新调整美军部队的路线图,包括重建普天间基地替代设施的计划,位于冲绳北部地区海军陆战队施瓦布(Schwab)营附近的名护市(Henoko)。根据以往的计划,第3陆战队远征军8000名陆战队员及其9000名家属将于2014年前从冲绳移驻关岛,与移驻关岛计划相关的设施建设费用估计达到102.7亿美元,日本将提供其中的60.9亿美元。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指出,移驻关岛的计划将有赖于“实质性”的进展,要看普天间替代设施的完成情况,要看日本对关岛建设方案经费方面的贡献。

  2009年10月,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宣布他将研究在冲绳之外地区重新“安放”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的方案,这使得执行2006年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协议显得更加迷雾重重,不过这位首相在几个月后又回到了执行2006年确定的路线图的立场。与此同时,日本地方当局的反对声浪不断升级,冲绳地方政府拒绝批准在名护建设普天间替代设施的计划(只所以在这里建设,因为海军陆战队航空设施需要建在沿海地区)。美国国会议员们提出了关岛地区是否能够吸收大量海军陆战队员及其家属的问题。基于这些困难,2012年4月27日,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提出了执行新的部分美军部队撤离冲绳构想的计划。根据新修订的计划,约9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及其家属将从冲绳移驻至日本之外的几个地方,包括澳大利亚、关岛和夏威夷,移驻到关岛的人数将少于5000人。移驻关岛的费用预计将达到86亿美元,日本将提供其中的31亿美元。为了加强双边防务合作,美国和日本政府同时宣布,两军将使用关岛和北马里纳亚联邦群岛内的联合作战训练场,这里将是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共享使用设施。该协议还确立了美国需要归还的陆设施,确认需要两国政府进一步开展讨论。两国政府反复重申其观点,即目前在名护附近的施瓦布营建设普天间替代设施的计划仍然是重新布置该设施最可行的选项,两国政府承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方面还同意根据现有的当事国支援协议对普天间基地进行必要的维护,直到普天间替代设施完成为止。

  人们已经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在施瓦布营建设普天间替代设施方案的替代性方案,但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注:本报告的第三部分提供了对这此可选择方案的分析)冲绳附近的近海岛屿,例如伊江岛(Iejima)、下地岛(Shimojijima)及石垣岛(Ishigaki)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基础设施薄弱、面对自然灾害脆弱以及地方当局的反对。将普天间的海军陆战队基地职能并入嘉手纳空军基地的运作中的方案,也因为对噪音和安全的考虑而遭到了日本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一致反对。修改名护计划,进一步目前濒水位置较远的地方建设跑道,将对当地社区产生重大的影响。北部的训练区域则是崎岖的地形,包括了当地的水库。在汉森(Hansen)营建设普天间替代设施,则将对海军陆战队战备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这里是一处有重大限制的训练设施。为名护计划找到一个替代方案的主要风险是:如果联盟的管理层希望避免这一方案夭折的话,这个替代方案必须要完全被接受和可执行。但如果这一方案夭折,联盟的威信将受损,冲绳内部基地的反对者都将受到鼓励。没有哪个由项目团队评估的替代名护的计划符合这样的条件。很显然,名护计划也面临了一些挑战。2012年6月的选举结果为这个计划创造了更多的障碍。不过,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2012年4月的协议给了日本政府在普天间替代设施的执行很大的压力。虽然今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纷争,不太可能会取得多少进展,但未来执行仍然不能完全排除。

  从作战上来讲,毫无疑问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站是冲绳地区最好的基地。2012年4月的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协议允许对其进行维修和升级,继续使用该设施直到普天间替代设施建设完成为止。不过日本国内已经出现广泛的一致意见,即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出现任何重大的事故,都将置该基地持续的运作面临严酷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在美国已经承诺关闭该基地的情况下。和10年前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站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相比,目前MV-22“鱼鹰”飞机的安全记录不断向好,“眼镜蛇”直升机也经过了升级,而且美军越来越多使用飞行模拟器,行动风险的形象已经大大减弱;但是从“伊拉克自由”行动、“持久自由”行动以及“新黎明”行动中归来的武器装备将抵消现有的技术优势,增大行动风险,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放弃将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归还给日本的承诺,将使该设施立即陷入政治困境。

  但扩大共享使用日本国内的设施还是有机会的。东京当局可能希望对横田空军基地进行一些民事化使用,允许飞停私人行政飞机或者货机,日本自卫队将可能希望将一个步兵旅放在汉森营,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展联合训练。这样的双边使用安排可能有其运作上的复杂性,不过美国完全可以考虑更广阔的协议以实现政治和战略上的互惠,那样美军飞机和舰船在突发事件中可能更便于进入日本国内的一线机构和港口。

  总体而言,尽管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的存在仍然有政治风险,但美国在日本的前沿存在还是“安全”的。朝鲜和中国导弹能力的增长使美国驻日本基地面临着更大的威胁。2010年尖阁列岛/钓鱼岛危机中,采取了贸易报复措施。当时日本海岸警卫队抓捕了1艘中国渔船,中国通过停止向日本稀土出口的方式做出回应。然而,在导弹防御需求和第一岛链面临挑战增加因素的推动下,美国和日本军队的互用性水平稳步提升,这使得任何可能的敌手看来,美日之间已经形成实际性的联合指挥关系。如果没有美军在日本的前沿部署,谈威慑效应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今天,大韩民国已经是世界第13大经济体,美国第7大贸易伙伴,这是一个民主繁荣的国家,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在人权、法律规则等方面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并寻求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韩同盟诞生于冷战之初的冲突,现在已经是美国威慑朝鲜和在亚太地区寻求更大战略平衡的一种标志。

  韩国的政治主流倾向在于大战略上三个方面的主要安排:(1)密切与美国的联系;(2)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关系;(3)积极多边谈判。美韩同盟以1953年《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为基础,这也是韩国安全战略的基础,重点应对朝鲜的威胁。2010年3月,朝鲜击沉了韩国的“天安”号军舰,这提高了韩国国内对于威胁的认知,91%的人认为未来美韩同盟仍然有存在的必要,75%的人认为甚至是在半岛实现统一后,美韩同盟关系将仍然有必要存在。民意调查还显示,很多人担心来自中国的长期安全威胁,这种观念由于拒绝就朝鲜击沉韩国“天安”号军舰事件批评朝鲜当局而进一步深化。中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其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对朝鲜有很多可用的杠杆,因而被视为地区一个重要的角色。

  朝鲜和韩国边境的非军事区部署了世界上最重装化的地面部队。过去二十年里,尽管朝鲜对韩国、日本和美国的威胁在其它方面有所增长,但对韩国发动和维持一场联合入侵的能力大大减弱。朝鲜前沿部署有10000多门火炮,其射程覆盖首尔,距离非常近,只有美国国会山到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的距离,首尔是一个拥有2000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圈(其中有近20000名美国移民)。专家认为,朝鲜拥有超过200枚的“劳动(Nodong)”导弹,足以威胁日本大部分地区,同时朝鲜也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和生物武器库。尽管有一系列的制裁,地区强国也有多次的外交努力,但平壤当局仍然在发展核武器,其拥有钚的数量足生产核弹头,而且可能有规模非常庞大的铀改进计划。核武器的扩散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挑战:2003年朝鲜官员威胁称将“转移”他们的核能力;2007年9月,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叙利亚1座正在建造的核反应堆,美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这座反应堆正是在朝鲜的帮助下建造的。朝鲜还不断积极地展开针对韩国的攻击行动,如2010年3月击沉韩国“天安”号军舰,2010年11艘炮击西海岸的延坪岛以及全球定位系统的干扰和网络攻击等等。2011年12月金正日突然去出,其第3子29岁的金正恩接掌权力,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对其国家级决策及长期体制稳定的担忧。不过目前来看金正日在去世前已经做了安排,该政权在不久的将来的后续计划和战略意图不会脱离原有的轨道。

  面对一系列挑战,韩国实施了一项军事现代化计划,并将美韩同盟作为其安全战略的核心部分,寻求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韩国政府正在执行两项重要的改革方案:一是《防务改革2020(Defense Reform 2020)》。这是韩国国会于2006年通过一项为期15年,总额为5.5亿美元的计划,旨在削减韩国武装力量规模,同时提高军事装备和技术现代化水平,提升作战能力;另一个是《307防务转型计划(Defense Reformation Plan 307)》,这是对《防务改革2020》计划的补充性计划,旨在提升各军种的联合作战水平,创造可以应对朝鲜沿着“天安”号事件轨迹发动的任何军事挑衅的活动的能力。该现代化计划的基础是《2009年美韩同盟联合构想(Joint Vision for the U.S.-ROK alliance)》以及《战略联盟2015( Strategic Alliance 2015)》,前者是一份力求在地区和全球提供美韩双边防务合作的广泛的战略文件,后者是在2015年美军向韩军移交作战指挥权之后构想的美韩同盟形成2个独立的指挥机构的路线日美韩联合外交及国防部长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两国政府将继续保持发展紧密的防务合作关系。

  2004年,美国政府批准了一项削减和调整驻韩美军的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为支持“伊拉克自由”行动,从驻朝鲜半岛的第2步兵师(2ID)中抽调1个旅战斗队(约3600人)进行再部署,目前是到2008年9月将驻韩美军的数量从37000人削减至25000人。2008年,国防部长为驻韩美军的数量设定了底线人。调整计划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由美国提出的陆地伙伴计划(LPP Land Partnership Plan);一是由韩国提出的龙山调整计划(YRP Yongsan Relocation Plan)。

  陆地伙伴计划要求将首尔北部的驻韩美军部队和营地(约10000人)调整至首尔南部约40英里处的美国陆军守备队驻地韩福瑞(Humphreys)。陆地伙伴计划将导致相关设施减半,从104个减少到48个。韩国目前许多的基地和营区都是朝鲜战争的产物,它们仍然一线年战争停止的地方,从来没有调整过。根据新的计划,美军部队将主要部署到乌山空军基地/韩福瑞美国陆军守备队营区、大丘(Daegu)美国陆军守备队营区周围,由5个主要或者说持久的点构成:乌山空军基地、韩福瑞美国陆军守备队营区、大丘美国陆军守备队营区、镇海(Chinhae)海军基地以及群山(Kunsan)空军基地。(注:群山空军基地位于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在大丘和韩福瑞外)乌山空军基地/韩福瑞美国陆军守备队营区将驻有陆军、空军和联合总部。大丘美国陆军守备队营区将驻有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部队,并预置了相关装备。陆地伙伴计划将调整第2步兵师及新组建的韩军指挥部(KORCOM Korea Command)的驻地,该指挥部主要负责协调、任务指挥及规划。调整驻韩美军的驻地主要是为了:将美国大部分人员和装备转移到朝鲜火炮有效射程之外;提高非战斗撤退行动能力;提高总体灵活性。韩福瑞美国陆军守备队驻地各类部队的整合,将使美国可以实施只有美国的规划,应对不断变化的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威胁。

  龙山调整计划是美韩双方2004年达成的双边协议,合并和调整驻韩美军,包括9000名美军人员,从首尔大都市圈中心移驻到韩福瑞美国陆军守备队驻地以及其它地方。该计划的大部分经费都是由韩国政府提供的。龙山调整计划还将把一些联合人员,包括情报、政策发展及作战人员留守首尔。完成陆地伙伴计划和龙山调整计划的时间最初定在2008年,但由于建造延迟和费用争议而推迟。旅行正常化也使龙山调整计划推迟。2008年国防部宣布美国家庭将能够加入军事人员的计划,排除了为期1年的非伴随旅行,而是以36个月的伴随旅行和24个月的非伴随旅行正常化取而代之。据估计,旅行正常化将使美国驻乌山空军基地/韩福瑞美国陆军守备队驻地的人员超过50000人。目前正在讨论的一个替代性方案是“3-2-1”旅行正常化交错规则(如已婚军人有3年的伴随旅行;非婚军人有2年的非伴随旅行;已婚军人有1年的非伴随旅行。)这个方案可以在不需要大幅增加旅行正常化相关费用的情况提高部队的战备水平。

  作战指挥权问题是朝鲜战争的产物,即美军保有对韩国军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2007年,美国同意了韩国提出的两国军队在2012年4月前分别组建两个独立指挥部的计划,以取代现前的美韩联合部队司令部,(由美军部队指挥官担任首脑)两军新的独立指挥部将通过军事合作中心来协调相关行动。作战指挥权移交在韩国国内存有争议,一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这项决定是由前任总统卢武铉(Roh Moo-hyun)决定的。2010年美国和韩国宣布了将作战指挥权移交推迟3年到2015年12月1日的决定,这是对朝鲜不断采取挑衅行动的反应,是韩国国内对其军事能力担心缺乏信心的体现:韩国军队在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在运输机、网络安全以及两栖运送能力上的发展尚不足以满足当初确定的指挥权移交日期的需要。《战略联盟2015》确定了韩国必须要在指挥权移交日期之前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每年军事委员会会议(MCM Military Committee Meeting)以及安全顾问会议(SCM Security Consultative Meeting)都会向当局提出一份必须要提高的能力清单。尽管美国将提供短期内的过渡性能力,但韩国需要更好地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承诺:升级其地面作战指挥部,改进指挥控制系统及导弹防御能力,密切美韩双方演习和能力的协调,以足够应对朝鲜带来的全面战争之外的各种威胁。

  从作战角度来看,作战指挥权转换将提高效率,更好地在危机中实现美韩行动的同步与协调,当然前提是已经建立从和平时期向突发事件行动指挥关系无缝转换的机制。(目前韩国保有了其武装力量和平时期的指挥权,一直到停战协定被破坏为止,联盟部队指挥官或者联合国军指挥官由美国四星上将接掌指挥权;但在和平时期和战争状态之间会发生很多的挑衅行动,因此指挥人员在时间敏感、紧张环境下的转换将充满挑战。)另一方面,在新的军事合作中心相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或者没有经过作战计划的检验之前,韩国军队在指挥控制、炮兵、导弹防御和双边指挥关系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能力缺陷。此外,即使联盟部队司令部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将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指挥机构而存在,因为这是一个受到国际认可的法律和政治机构,为武装力量在朝鲜半岛行动提供依据,为在朝鲜违反停战协定的情况下进入美国位日本的七个基地提供法律基础(如横田、扎马、佐世保、横须贺、嘉手纳、普天间和白滩)。即使在联盟部队司令部解散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职能将扩展至引起国际社会对朝鲜带来的安全挑战的注意。相应地,美国将可以支持新作战指挥关系下美韩参谋人员的继续合作。

  韩国大部分民众、商业团体、国际投资者以及政治精英仍然对美国削减驻半岛的地面部队高度敏感,特别是在朝鲜不断挑衅的情况下,而且其核能力、导弹武器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对北方战略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陆军第8集团军和第2步兵师的旗帜以及美国在2008年的宣誓(至少在半岛驻军28500人)仍然是美国承诺的重要象征,这对应对朝鲜各种类型威胁(包括但不限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行动效率非常重要。韩国政府接受到了2004年1个旅从第2步兵师撤出的现实,但仍然非常警觉任何削减其余旅的计划。机械化步兵旅不仅仅是承诺和威慑的重要象征,也是美韩双方陆军部队进行合作、提高互用性的基础,更是保卫美国指挥单元及实施非战斗撤退行动的重要基础。此外,战斗部队的前沿存在,加深了地区盟国核威慑效应的可信度,特别是韩国和日本政府在朝鲜和中国军事能力不断增长的背景中迫切需要安全承诺的情况下。美国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替换2004年从第2步兵师撤走的战斗旅,但通过1个韩国旅或者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的1个轮换性部队加入第2步兵师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如果选择1个韩国旅,将有助于提升美韩双边的联合作战水平;如果选择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那么将使基地位于美洲大陆的部队熟悉海外环境,在朝鲜半岛出现突发事件的时候能够派上用场。项目研究团队发现,韩国官员对轮换派出1个国民警卫队旅通过韩国进行训练的选择反应非常积极。然而,这个积极的态度是和“情势升级”的想定相联系的,这个旅的轮换部署是以半岛现有力量存在底数为基础。如果说要用这个旅来替换目前驻韩美军的1个标准旅,那么韩国方面就不可能那么积极了。

  此外,韩国人也来越来有兴趣扩大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半岛的存在,因为韩国海军陆战队管理西海岸突发事件的能力偏弱,就像“天安”号军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显示的那样。美国海军陆战队训练的效用也在增加,因为朝鲜可能会在中央线附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通过远海机动来投入战斗或者不稳定的想定显得非常有必要。目前,美国计划将部署在朝鲜半岛的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保持在200人以下。在韩国实施的旅级规模的演习和联盟武装训练,在本地区的其它地方不可能实施。项目小组发现,韩国的高层领导人对扩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演习存在持欢迎的态度,特别是与韩国海军陆战队在靠近西北部岛屿(也就是“天安”号军舰被击沉和延坪岛遭受炮击的区域)上开展的联合演训。根据陆地伙伴计划,目前东海岸的穆吉克营(Mujuk)是海军陆战队的基地,不过东豆川(Tongducheon)的凯西(Casey)营是另一个可能的演习区域,这里传统上是2个机动旅的基地。根据陆地伙伴计划,凯西营将归还给韩国,使用这些设施将需要协商(因为截止目前当地还没有出台交付后的新计划或者投资方案,所以困难可能不会太大)。光明(Gwannyeong)港也可能是海军陆战队的驻扎区域。另外在半岛西南角的济州岛,韩国政府正在规划建设一个新的海军基地。尽管韩国明显愿意扩大海军陆战队方面的双边演习,并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半岛的更多的常规介入提供后勤支援,但首尔方面在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提供永久性基地(类似于海军陆战队移驻澳大利亚北部的计划)的政治意愿并不强,除非这支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威慑任务。

  只要朝鲜的威胁模式不断发展,需求不断发展,那么针对现有调整计划的其它调整方案会持续出台。这些调整方案包括:充分考虑朝鲜2010至2011年间不断进行的挑衅行动,让第2步兵师炮兵旅一直部署在凯西营的北部直到韩国的能力线个攻击直升机中队再回到半岛来加强威慑,执行更多重要但有风险的任务;用地区配属和训练的部队来轮流替换第2步兵师下属的炮兵旅、航空旅和战斗旅,直接受长期前沿部署的第8集团军第2步兵师及各旅指挥部的指挥。(注:第三部分充分评估了这一选项)。

  美国对鼓励美韩同盟在地区“塑造”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很有兴趣,非常乐见与其它主要盟友(特别是日本)开展更多的演习,提高互用性水平。韩国的精英和民众非常警惕在台湾或者南中国海或者任何以朝鲜威胁为焦点的问题与中国发生安全对抗上的纠缠,对于同日本开展的安全合作也非常敏感。现在的李明博政府和前任相比,改善日韩关系要积极得多,但仍然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在首尔设立了美日韩三边秘书处的建议。不过,未来是可能有希望实现的。两国政府即将完成两项重大的军事协议:一项军事信息保密协议,据此首尔和东京可以对等性地共享关于朝鲜的情报信息;一份采购和跨军种协议,据此两国可以共享军事补给和服务。2012年6月,美日韩还首次举行了三边海军演习。长期来看,韩国人对日本的观点与对中国的观点更可能发生变化。举例来说,最近亚山政策研究院(Asan Institue)(位于首尔的一个智库)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仅有21%的被调查者视日本为半岛统一后最大的威胁;而63%的被调查者视中国为威胁;大部分韩国人(54%)认为非常有必要加强与日本的防务联系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澳大利亚是美国盟友中一个独特的国家,从20世纪之初开始,在每一场重大冲突中都与美国并肩作战。《1951年美新澳安全(ANZUS Australia, New Zealand, United States Security)条约》仍然是美澳同盟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美国911袭击事件发生后,澳大利亚决定引用该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双边的联系。2011年11月,美澳两国政府达成了在达尔文轮换部署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双边协议,这一步彰显了美澳同盟在维持亚太地区和平和稳定上的中心地位。西南亚和南中国海在美国利益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澳大利亚的战略地理位置在该地区非常重要,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印度洋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由于穿越其中的海上交通线以及分布其中的海上阻塞点(如霍尔木兹海峡、莫桑比克水道以及马六甲海峡),澳大利亚的位置正好可以帮助美国履行好保护区域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的承诺。

  澳大利亚是过去60年里美国最亲密的伙伴国家之一,而且是“大而强”的战略性盟友,仅在英国之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主要部分——美澳同盟、与亚洲接触和参加多边体系——在国内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反美主义尽管并非主流,但在一些精英圈中非常受欢迎,特别是在学术机构、部分媒体和边缘性的贸易联盟运动和政治运动团体中很受欢迎。8年多以来,澳大利亚民众对与美国的同盟都非常支持,特别是有高达87%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这对澳大利亚的安全非常重要,7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未来10年美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安全伙伴。美国海军陆战队移驻达尔文尽管遭到了澳大利亚一些精英的批评,但民众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飞机将轮换部署到澳大利亚北部的防务设施的回应都非常积极:74%的民众都支持这种军力存在(32%的人坚定积极),仅有10%的人强烈反对。

  澳大利亚现有的战略动态反映了地区性的军事现代化、贸易和投资和流动、多边性的外交政策以及价值观念上与美国的一致性。目前澳大利亚民众总体感觉是相对安全的,但中国的崛起及美国经济的相对衰退使他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美国对亚洲安全承诺的持续性可能会有不确定性。这种趋势在2009年澳大利亚防务白皮书得以非常清楚明确的表述,并反映在了公众的民意调查中。澳大利亚官员密切关注亚洲地区的军事平衡,特别是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有效行动、维护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包括通过南中国海、印度洋以及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关键海上阻塞点的航线)、取信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其它盟友,威慑和最终击败威胁的能力。美国的前沿军事存了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具有战略上的实用意义,特别是以下事实:美国正与日本展开力量态势相关的协商;发展与韩国的关系;以及与印度洋地区迪戈加西亚相关的发展建设。澳大利亚官员特别担心中国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以及网络战能力,担心这对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航行自由的影响。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美国对中国这些能力的反应方案的效力,包括空海一体战概念在内。澳大利亚许多东南亚地区的邻国正在升级他们的武装力量,特别是海空能力,东南亚国家防务支出的大幅增长主要是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在南中国海积极态势的一种反应。这为澳大利亚的防务规划者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那就是维持明显的地区能力优势要成为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基础,这个国家紧邻多个不稳定的国家,而要实现这种优势,排除其传统盟友,依赖人口偏少的本国是很难实现的,但这个传统盟友的军事力量要越过浩瀚的大洋才能投入作战。最近防务支出方面的限制引发了人们对澳大利亚能够多大程度上提高能力应对多种安全挑战的担忧;但澳大利亚主要的防务采购项目都意在加强互用性(如“宙斯盾”作战系统和F-35战斗机),意在可以创造与美国及地区其它伙伴开展更广泛合作的机会。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占到了其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但这为美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所抵消,这正好从经济层面验证了美澳同盟的重要性。2007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由于中国对澳大利亚自然资源的强劲需求,双边贸易持续高速增长。澳大利亚目前采矿业的井喷和过去100多年来最高速的贸易增长,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投资情况则是完全不同的。美国在澳投资继续占主要份额,超到澳外国直接投资(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四分之一,2010至2011年,美国又一次成为澳首要的外国直接投资者。与此相比,中国的对澳直接投资仅仅占到了澳大利亚外国直接投资的1%,而且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开发部分,不过由于基数较低,正出现强劲增长的势头。

  2011年11月,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宣布达成了一项在达尔文轮换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的协议,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这个设施内轮换部署美国军用飞机,并预置相关的装备和补给。2012年4月,2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根据安排抵达达尔文,开始首批为期6个月的部署,最终将达到2500人的规模(以及相关舰船和飞机),为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的存在制定轮换时间表意在确保获得澳大利亚国内的持续支持。目前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还包括:从1970年起在松峡(Pine Gap)使用联合防务设施的双边协议;广泛的情报和安全合作;全面性的联盟演习和训练活动(包括“护身军刀Talisman Saber”演习,美澳间重大的战备水平和互用性演习,使用的是澳大利亚北部领土和昆士兰岛上的澳大利亚国防军训练设施;澳大利亚国防军还参与太平洋司令部主导的大规模演习,如“环太平洋”演习和“太平洋伙伴”演习)。《2007年澳美防务贸易合作条约(The Australia-U.S. Defense Trade Cooperation Treaty)》将提升双方的防务工业合作水平,该条约允许澳大利亚和美国政府及企业间可以“免许可”出口防务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常规安全需求。两国政府还在考虑加强太空和网络合作的计划。

  目前中国武器系统的攻击范围正在不断扩展,美国需要实现一种更加分散化的力量态势,同时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而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政治稳定性以及现有的防务能力和基础设施,可以为美国提供战略纵深和其它重大的军事优势。美国在澳大利亚军事存在的增强可能会增加其与印度尼西亚及其它东南亚国家、印度加强合作的机会,将对其它一些美军的存在计划(如美海军将在新加坡轮换部署濒海战斗舰以及提升军力进入菲律宾的力度)形成补充。提升美国海军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船(HMAS Her Majestys Australian Ship Stirling)(包括潜艇和水面舰船)的协作水平可能是加强与澳大利亚介入安排的下一步。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潜艇和水面舰船提供的优势包括:直接进入印度洋的蓝水水道、直接通过西澳大利亚演习近海演习区域和水平跟踪场(Underwater Tracking Range)、包括一个重型鱼雷维修中心在内的潜艇设施;南半球唯一的潜艇逃生训练设施;扩展水面舰船设施的空间,包括有潜力成为航空母舰驻泊码头的设施。美国也可以考虑扩展跑道和其它设施来支持轰炸机和其它飞机,美国的轰炸机和其它飞机多年以来频繁对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进行访问。长期来看,随着印度洋重要性的提升,从考科斯岛起飞情报监视与侦察飞机的可行性正在增加,这个岛位于珀斯(Perth)(西澳大利亚州首府)西北约1700英里,对监控孟加拉(Bengal)湾和进入马六甲海峡的水道非常重要。其它可能的方案包括:美国加大对澳大利亚“柯林斯”级潜艇替代计划的支持力度(也可能需要日本的参与);澳大利亚完全参与到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中,包括澳大利亚决定让其新的防空驱逐舰装备“标准-3”型导弹;与美国、日本开展三边战略对话;在关岛(也可能是澳大利亚)实施三边联盟演习,最大限度提升在战略运送、情报监视与侦察、反潜战等多个领域的互用性;与印度尼西亚及其它地区伙伴开展三边的灾害救援训练演习;在印度洋地区举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三边海上安全演习。

  其中每一个选项在军事或者外交上都是可行的,不过一些选项可能会在国内和地区政治上高度敏感而引发强烈反响。当然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潜艇和水面舰船设施的重大建设项目,需要大量的投资。此外,扩大美国海军对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船斯特灵(Stirling)海军基地的介入将带来一些行动上的挑战,因为斯特灵位于澳大利亚西南部,与关岛相比,距离西太平洋的敏感区域要远,比迪戈加西亚距离中东地区要远。不过如果从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覆盖范围不断扩展上来看,这个海军基地也有一定优势。这些因素也受制于一些重要的变化因素,如: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的存在与澳大利亚国防军有效行动及受到当地社会欢迎的程度;澳大利亚民众的观点;在进一步加强同盟上双边维持政治一致性的情况;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时削减防务开支的情况下有充足的资源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它投资;中国的行为,包括其地区和双边的姿态是咄咄逼人还是适中的。中国也可能利用经济关系来影响澳大利亚的战略选择,这存在一定的风险,澳大利亚社会很多精英对中国和美澳同盟的认识是存在对美国不利的一面的。澳大利亚还将需要管理与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邻国的关系,这个国家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换进驻达尔文存有一定戒心。澳大利亚需要应对解决一些重大的防务能力问题,特别是潜艇的更新换代、采购2艘大登陆舰船发展有效两栖能力、维持空中战斗优势等(由于F-35战斗机计划的一再延迟,实现这一目标的挑战越来越大)。

  加强美军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以及进一步提升双方防务合作的计划是可以持续的,但也要以美国和澳大利亚防务支出的情况,以美国针对亚洲的军事平衡的长期性为基础。维持高层次的接触,就敏感方案进行深入的协商,强调双边合作对地区的好处,将为美澳同盟赢得澳大利亚的国内支持,也可以为澳大利亚创造外交空间,从而找到与美国开展区域合作的新领域。

  1986年威灵顿宣布支持关于禁止核武装或者动力舰船的立法,依据《1951年澳新美防务条约》美国向新西兰的安全义务也就中止了,双边防务合作除了情报领域外,也大多中止。不过就在最近,2010年11月美国-新西兰威灵顿发表联合声明重启了双边地区安全事务对线日威灵顿又一份声明强调新西兰政府将支持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害反应、联合或者其它多边维和行动的双边和多边演习。新西兰国防军规模很小,但却计划发展像两栖戒备大队这样的能力(连到营的层级),其能力要覆盖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海域,为与澳大利亚、日本和其它正在发展两栖能力的盟友和伙伴开展合作创造机会。新西兰精英们认为本国与澳大利亚并不相相同,如果说堪培拉在亚太地区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强调“不依赖”和“独立”性,那么新西兰则是强调“有用”。

  过去10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利益不断深化和扩展。美国对东盟地区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要远远超过对中国或者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东盟10个成员国是美国继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日本之外的第四大市场。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亚太地区战略平衡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70%以上的海上贸易都穿过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这里也是大规模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储藏库。自从2009年5月中国向联合国提交其九段线海洋领土主张以来,这片海域就发生了大量的暴力事件。这里有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需要帮助东南亚地区国家提升防务能力,支持海洋领土和其它安全问题的多边外交解决方案,阻止东盟国家被中国各个击破而遭受压制。

  东盟成员国的战略现状是多样化的。其中许多国家最近才刚刚开始减少相互威胁的认知;东盟最近才建立军事领域的多边信任机制,如东盟各国国防部长会议,2010年开始举行,美国及其它东盟伙伴国家参与其中。这个地区有:2个美国条约盟国——泰国和菲律宾;1个亲密的安全伙伴——新加坡;非盟友但关键的发展迅速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以及潜在伙伴——缅甸。

  尽管存在多样化,但东盟各成员国在一些安全问题的认识上还是有共识的。首先,东盟成员国都认同2008年《东南亚国家联盟宪章》确定的加强合作和整合的战略目标。其次,所有的成员国(可能新加坡除外)都把重点放在了国内安全事务上,从平息内部叛乱到维护水域安全等。第三,所有的东盟成员国都表示对中国不断强硬的姿态表示担心,都希望在不激怒北京的情况下扩大与美国的接触。就像该地区国家常常向美国来的到访者说的那样:现在美国更值得信任,但是中国因素永远不能排除。

  东盟成员国的领导人的聚焦主要是美国在地区的外交和经济存在,不过目前大部分也开始认识到美国前沿军事存在的重要性,认识到这是促进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因素;不过也有一些人怀疑对美国的力量存在表示因素,一方面原因是美国目前面临的经济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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